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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业寻租透视:挣得多送得更多 每个人都有把割肉刀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8-10-18  浏览次数:969

    这两天,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,“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。”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,用郭芳的话来讲,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,“手里没钱心里没底”。

    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,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,简单地说,郭芳是在“贩煤”,就是从煤矿上买煤,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,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。

    但今年,情况似乎有些不同,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,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,这让郭芳有些不解,“后来我才知道,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。”

    从地方到中央,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。自2013年以来,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、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、企业高管被查,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。

    跌入极寒的煤炭行业,大量的矛盾与灰色地带正加速浮现,之前,它们深藏于暴富的狂欢与利益交换的默契之中。

    挣得多送得更多

    业内经常说卖煤的比挖煤的更赚钱,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,但当她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,很多事情并不像她看上去的那么美好,从煤炭被拉出来的那一刻起,花费也就开始了。通过公路运输的她,“基本上挣10块,得送出去8块。”

    这和另一煤炭中间商曹林遇到的情况一样,不同的是,曹林的煤走的是铁路运输,这样一来,无形中又多出了一笔请车皮需要的花费,“我要挣10元钱,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。”

    2007年,希望从煤炭中发财的王浩在上海,他的老家在山西。那年初,他回老家时了解到的情况是,在上海卖到500多元一吨的煤,在山西不过200元。这个差价很诱人。他算了算,从山西到上海,铁路的运费不过每吨100元,还有200多元的“赚头”。

    但经过一番周折和奔波后,他决定罢手。“搞不到车皮。即使搞到,费用也很贵。除了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,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。”

    王浩算了一笔账,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,他非但赚不了钱,反而是处于赔钱的状态,于是他放弃了想“一夜暴富”的想法,开始安心工作,“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。”王浩这样总结道。

    煤老板王名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,煤矿出来的一吨煤的开采成本在五六十元,但现在,在秦皇岛卖500多都还处于赔钱的状态,“所有的环节都赔钱,你说中间那几百块差价都哪里去了?”

    他说,煤炭销售在报价的时候,会把包括请客吃饭在内的所有的费用都加在销售的价格里,按照这个推算,可以说,几百块的差价都是维护关系所必须的花费。

    实际上,对于那些需要火车运输的经销商来说,请车皮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。当年,王浩就深知这笔费用里有学问,但当他在请教那些“行内人”时,一旦被问及细节,都三缄其口,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原因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每月都会做计划,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车皮数量上报,这叫请车。铁路有关部门看到我们的请车计划后,就会根据具体状况来批复我们的请车计划。”但计划只是计划,有些时候,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,这一点王名体会尤为明显,“这些年来,每天下午6点,就是我们告知大秦线车务段第二天需要车皮数量的时间。”

    但就是报计划,也需要一个部门、一个部门的去打点,王名说,他们是民营公司,必须得挂靠一个大型国企。一般的程序是从县里报到市里,如果市里卡住你,就报不到省里,然后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,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铁路局。“如果这些不逐层打点,那么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被卡住。”王名说,上报计划一级要花一万块,

    王名说,在车皮最紧张的时候,一个车皮他曾经最高花了28万。“便宜的时候可能十几万或者五六万。”

    能源系统大反腐

    中间环节“损耗”的利润,大多变成了利益输送的筹码。

    5月15日,新华社专电称,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。据悉,魏被带走时,家中发现上亿现金。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,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、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,很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。

    在魏鹏远落马的同一时间里,核电司司长郝卫平、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员亦被相关部门带走。在他们之前,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、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相继落马。据媒体报道,两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业的贪腐问题。

    魏鹏远并不是第一个被爆出收受能源领域巨额钱财的官员。2013年12月,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受贿案开庭审理。法院查明,在马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期间,先后收受40家企业钱物200余次,赃款合计超过1.3亿元。

    最终,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。

    以马俊飞任职的22个月计算,他平均每两天就受贿一次,每天平均近20万元。

    “其实这都不算多。”煤老板王名说,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市,有权的基本上都在企业有股份。每年的分红虽然会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,但基本都在几百万甚至高达几千万,“太少了,他们也不干啊。”

    在反腐高压之下,一些官员变“聪明”了,不要回报,不要回扣,要入股。更长久更安全,一般是派可靠的人,亲戚或者朋友入股,“以前是送钱,但是现在都不要钱了,都是给股份。”

    王名说,企业都是希望官员来参股的,这样一来,就等于这个企业有了“保护伞”。如果有某个部门过来找麻烦,那么这个官员就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,让他们不要来找事。但即使这样,该打点的部门依然还是需要打点,虽然不用那么频繁,数额也不会那么多。“要不然总来骚扰,入股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。”

    一些企业,看着是某一个人的企业,但法人只是站在前台的幌子而已。

    “现行国家政策下的审批权就是让有关部门有寻租的可能性。”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专家称,这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。

    2013年底,国务院与发改委先后出台相关规定,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项。

    昂贵的敲门砖

    上世纪90年代,想开一家煤矿很简单,煤矿并不值钱,因为开矿赚不了钱,甚至还会赔钱,所以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并不关注,也没有那么多管辖部门,也没有人来吃拿卡要,甚至连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许可证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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